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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故宮建築/一座書城/祝 勇

時間:2019-05-24 03:18:24來源:全球最大网赌正规平台

  圖: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《四庫全書》/資料圖片

  到了乾隆時代,編纂大書的衝動並未消泯,相反變得更加強大。乾隆三十七年(公元一七七二年),安徽學政朱筠上奏,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、抄本,認為過去朝代的書籍,有的瀕危,有的絕版,有的變異,有的訛誤,因此,搜集古本,進行整理、辨誤、編輯、抄寫(甚至重新刊刻),時不我待,用他的話說:「沿流溯本,可得古人大體,而窺天地之純」,乾隆覺得這事重要,批准了這個合理化建議,這一年,成立了四庫全書館。

  根據張升先生考證,四庫全書館主要有兩個辦公地點,一處在翰林院,相當於在今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位置,主要負責勘閱編輯,另一處在紫禁城武英殿,主要負責繕寫校正。

  《四庫全書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叢書,「四庫」,是指它的內容分經、史、子、集四大類;「全書」,就是說它是一套很全的書,內容幾乎涵蓋了古代中國所有的學術領域,全書按天、地、人、物、事次序展開,舉凡天文地理、人倫規範、文史哲學、自然藝術、經濟政治、教育科舉、農桑漁牧、醫藥良方、百家考工等無所不包,規模宏大、分類細密、縱橫交錯、圖文並茂,成為查找古代資料文獻的十分重要的百科全書。

  對於當時的士人來說,這無疑是一項紀念碑式的國家工程,因為這一浩大的工程,既空前,又很可能絕後。所有參與其中的人,無疑在一座歷史的豐碑上刻寫下自己的名字。這座紀念碑,對於以「為往聖繼絕學,為來世開太平」為己任的士人們,構成了難以抵禦的誘惑。

  因此,「皖派」學術大師戴震邁向「四庫館」的步伐義無反顧。乾隆十九年(公元一七五四年),戴震避仇入京,獨居在歙縣會館,生活無着。潦倒之際,與紀曉嵐相識,紀曉嵐欣賞戴震的文采風華,就把這個「盲流」接到自己家中居住,一起談書論道。戴震把自己所著《考工記圖》給紀曉嵐看,紀曉嵐欽佩無比,幫助他付梓刊印,還為他寫了序。後來四庫全書館成立,紀曉嵐向「總裁」于敏中推薦戴震入館。

  在戴震身後,越來越多的士人奔向「四庫館」。當時的大學者,除戴震外,還有邵晉涵、周永年、余集、楊昌霖。徐珂寫《清稗類鈔》,將他們五人稱為「五征君」。戴震不再孤獨,「四庫館」裏,成百上千的編書、抄書者彷彿潮水,迅速湮沒了他孤寂的身影。

  每一個朝代都有自己的全球最大网赌正规平台夢想,其實每一個人也是一樣。尤其在明清之際,文網越織越密,士人的空間,已不似唐宋那樣遊刃有餘。遙遠的東北邊疆,流放的也不只是陳夢雷一人,如康熙時期的詩人丁介所寫:「南國佳人多塞北,中原名士半遼陽。」可見文人流放,也是成規模的,讓人想起沙皇時代流放西伯利亞的俄羅斯知識分子。不同國家裏的封建帝王,治理思路竟然完全一樣。清代《指嚴筆記》說:「清初康、雍、乾三朝多文字獄,往往一字句之細,鈎距鍛煉,輒駢戮數十百人。鋃鐺入獄,血肉橫飛,其慘酷為歷史以來所未聞。」在這種氣氛下,編纂《永樂大典》《古今圖書集成》這些類書,可以使天下士人在皇權的庇護下「安全地」做學問,也給了他們一個將個人的學術生命與華夏整體文脈相連通的機會,也讓他們在帝國的事業裏,尋找到了個人的快樂。

  編纂《四庫全書》,猶如當年編纂《永樂大典》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一樣,對於愛書的士人而言,不啻於一次精神的狂歡。四庫全書館裏,他們屏住聲息,目光貪婪地在書葉間流連,安靜地編輯、勘閱、分校、抄寫、裝潢,那份安靜,掩蓋不住他們內心的狂喜。

  這快樂,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讓他們有機會直面古代的珍本秘籍,對讀書人而言,這樣的機遇可以構成致命誘惑,如總纂官紀曉嵐詩中所寫,「汗青頭白休相笑,曾讀人間未見書」。後來寫下《清史列傳》的沈叔埏,當年進入四庫全書館,一個「不可告人的」目的就是為了接近那些古代秘笈。在擔任武英殿分校期間,他抄了很多書,其中不少是《永樂大典》中的書籍,如《老圃集》《都官集》《東堂集》等,他看見了文人們從未看見過的書,一筆一畫都來得那樣真切,彷彿在記憶裏復現了曾經消失的刺目繁華。

   (五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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